文/郝在今
1947年8月27日，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。进入山区就甩掉了追兵，部队不再时刻处于危险之中。
可是，甩掉了追兵，也远离了情报。过去，部队行动有多种情报保障，中央不断发来电报密件，潜伏在外的两个谍报站也可以发来密电，可现在指挥部频繁转移，电台干部要自己架天线自己摇马达，收报量有限。过去地方党组织经常送来人力情报，可现在是开辟新区，新区的局面尚未打开。
11月，国民党军成立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”，调动30 多个旅“围剿”大别山。刘邓大军的情报对象过去主要是顾祝同部，现在又增添了白崇禧、程潜和胡宗南等部。
面对新的难题，刘伯承及时指点：要从依靠上级提供情报，改为加强部队侦察！
第一次情报工作部署，是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。1945年8月20日，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，刘伯承任司令员，邓小平任政委。当年冬天，军区情报处在河南武安县（今属河北）组成。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的一批老骨干，加上一批新生力量，组成了精干的班子。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副部长雷任民，军区情报处副处长柴成文、副科长黄政基还参加了军调部工作，学习了外事工作经验。全面内战爆发后，雷任民带人到军区情报处，柴成文带人到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。
晋冀鲁豫战略区召开军事情报工作会议，到会的有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江涛、太岳军区情报科科长刘桂衡、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黄友若等。会议明确：情报工作的对象从日伪转向蒋帮。工作地域：东起连云港，西至西安，北起安阳，南及南京至武汉。工作任务：既为解放区看守南大门，又为向南发展创造条件。
经过抗战时期的长期建设，军事情报工作的手段也齐全了。军区情报处有个报话侦听科，缴获的美制V101报话机可以实施空中侦察。外勤派遣工作，铺开到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沿线。选调一批在国统区有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干部，潜入徐州、安阳、开封、洛阳、郑州等重点城市。为了联系潜伏人员，还建立了几个秘密交通联络站。
情报工作的各个部门也做到了协调配合。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社会部、城工部、敌军工作部，军队政治部的联络部、司令部的情报处，各个来源的情报，都集中到军区情报处汇总。参谋长和情报干部共同研究发出《敌情通报》，刘、邓首长每战必听敌情汇报。
情报工作有了提前部署，有效地完成作战的情报保障任务。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时，刘邓大军主动出击，策应中原突围，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。
刘邓大军的第二次情报工作部署是在南下作战之前。面对南渡黄河、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，不能有半点的盲动和侥幸，必须做好充分的情报准备工作。
调查研究是基本功。晋冀鲁豫中央局把中原突围的干部集中在邯郸党校，开座谈会、写调查报告。中原地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有多少人枪，主官姓名、个性，中原地区兵要地志、社情民意，统统搞成文字图表，印成一个小册子下发部队。部队走到哪里，军区情报处二科就在哪里搞调查，及时补充情况。这种情报是基础情报，光靠部队侦察和报话侦察是来不及的，必须提前着手，长期积累。
河南长葛县（今长葛市）地下党员辛金生潜入许昌邮电局，当了一名登记挂号信的临时工。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岗位，居然能够掌握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部署！原来，邮电局为了及时投递军队邮件，在内部搞了个驻军调查表，登记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驻地。战时军队调动频繁，这个调查表也及时跟进，随调动随登记，这样就形成了准确而及时的军事情报。
沈少星调任野司情报处谍报科科长，副科长李文彬负责豫东情报站，管理南向所有潜伏人员。这样就做到司令部转移期间，仍然能够通过电台收到敌区内线情报。情报部门还和城工部协调，派遣工作互相配合，共享联络渠道和情报。
当务之急是加强部队侦察。南下作战是孤军深入，长距离奔袭，全军上下很难保持情报联系。刘伯承司令员提前作出针对性部署，向各纵队的侦察科长明确：战役情报侦察由野司负责，战术情报侦察由各部队自己组织，各级司令部都要积极组织侦察，不要依赖上级供给情报。野司还扩大部队侦察兵编制，纵队编侦察营，旅编侦察连。
情报侦察紧密配合部队行动，往往能收到奇效。
为了阻碍敌军调动，部队对陇海铁路开展破路战。可是，头天晚上破坏的铁路，敌人第二天就修复了。这时，豫东情报站传来指示：破路方法错误。原来，部队破路时，缺少炸药不能炸断铁轨，于是就组织人力把铁轨整个掀翻。可是，第二天人家再把铁轨翻回来就行了。
陇海铁路局设在开封城里。这些日子，吴士恩局长家里住进了个“孙少爷”。燕京大学毕业的吴杰在《中国时报》当记者，小伙子年轻英俊，外语流利，在开封官场吃得开。从开封转火车的高官挺多，吴局长不愿应酬，就由“孙少爷”出马。从南京回武汉的钱专员，向吴杰宣讲国民党中央刚刚制订的“剿共”计划：以郑州为中心，右翼打延安，左翼打山东，然后挥戈南下，像排刷一样扫光。“孙少爷”乘坐火车有优惠，沿路的碉堡工事都让看，吴杰一一画成草图。吴局长家里有落地大电话，可以听到陇海线各站的调度通话，吴杰坐在家里就能听到国民党军调动的情报。
原来，吴杰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1946年底和同学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，被军区情报处选调。经过短期培训，吴杰被吸收为正式党员免候补期，潜入开封做内线情报员。
一日，铁路工程师告诉“孙少爷”，共产党破路的办法太笨，其实有个简单办法。吴杰赶忙追问，那人立即炫耀自己内行：铁轨与铁轨之间有块连接钢板，国内生产不了，都是靠进口。破路只需拆掉这些连接钢板，铁路就无法恢复。
一个细微的技术情报，居然大大提高了破路效率。陇海铁路大段瘫痪，修路等不及进口连接板，就得拆平汉路的来补陇海路。拆东路补西路，两条路都瘫痪了。
有了充足的情报保障，鲁西南战役很快取得重大胜利。
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两路南下，在敌人心脏上插了两把尖刀。
国民党调动大军重重围困大别山，贫困的山区很难保障大部队生存。于是，刘伯承率领第1纵队转到外线作战，邓小平继续在山中坚守。共产党的防御方式向来不是单纯军事作战，邓小平努力建设大别山根据地，军民联合防御。这就很快发现这里的土改政策有问题。1947年10月，中共中央颁发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，全国各解放区都开始土地改革运动。大别山与别的解放区不同，共产党曾四次从这里撤走，群众曾经遭受“还乡团”残酷报复。这次再进入，有些地方干部土改斗争过火，又引起群众疑虑。大别山的问题，陈赓也遇到了。
1948年1月，邓小平向中央发出两份电报，反映大别山的实际问题，土地革命时期的“左”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右，在大别山都有很深的影响。邓小平建议：鉴于大别山有两种区域，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，在游击区则不能急于平分土地。毛泽东亲自回电：“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，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。”2月，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电报，纠正土改中的“左”倾错误。
大穿插之后就是立足扎根，南下部队在大别山、淮北、桐柏山、江汉、豫西、陕南都建立了根据地。
洛阳战役，参战部队有晋冀鲁豫的陈谢兵团和华野的陈（士榘）唐（亮）兵团。两个兵团来自两大野战军。陈赓资格老，陈士榘实力强，如何协调配合？陈赓主动提出，由陈士榘任攻城总指挥，全军合力，一举攻克洛阳。陈士榘主动提出，缴获装备多给老大哥部队。
就这一条，国民党军队就做不到。
刘邓、陈粟、陈谢，三路大军相继南下，会师中原。毛泽东的战略进攻计划完整实现。
中共中央立即调整部署，设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。中原局，邓小平任第一书记、陈毅任第二书记、邓子恢任第三书记。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，军事情报工作也进行了第三次部署。专门成立了情报工委，柴成文任书记，魏锦国、李文彬等任委员。情报工委集体研究工作，直接对军区党委和中央局负责。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事情报工作的领导。
战略进攻中的军事情报工作，逐步拓展了多种手段，调研、联络、谍报、部侦、技侦，尽管装备技术还不够先进，但门类总算比较齐全了。
军事情报工作尽管专业性很强，却也需要多方面配合。情报工作、城市工作、敌军工作，跨部门跨地区协同，才能有效保障长距离穿插作战。
1948年5月31日，华野粟裕兵团南渡黄河。中野、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，纵横中原。到1948年7月，歼敌正规军20 万以上，整个中原地区，国民党仅剩南阳、郑州、徐州等几个孤立据点。这几个城市也有内线情报员！
秘密党员王克强长期做敌军工作，1937年从安吴青训班毕业，调到杨虎城第38军的地下党支部。1945年7月，国民党第38军第17师起义，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布置城市工作，选调郑州人王克强夫妇回城市潜伏。王克强没带活动经费就进入城市，靠妻子徐淑文的伯父资助，通过父亲的商号逐步扩大经营，攀上了几个绥靖公署的军官。国民党军官腐化，内部管理松懈，王克强用三只金镯子换了个警备司令部的少校参谋职位。上级领导吃喝玩乐懒得工作，地下党员却工作积极，王克强掌管了作战资料，还接管了保险柜。作战参谋职位就是军事情报的水龙头，国民党军队的内部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到解放军手中。解放军秦基伟纵队包围郑州，王克强偷出《郑州城防工事图》，照抄一份送出。可是，交通员送图遇到搜查，把图埋在地里被敌人找到了！这份绝密地图全郑州只有三份，王克强成了怀疑对象。幸亏工兵团一个参谋也有这份图，那家伙赌钱输了逃债，顶替了王克强的偷图嫌疑。王克强又复制一份让交通员安全转送上级。
中原地区的几座孤城，都在解放军的炮口下，郑州等地很快解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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